通論讀書筆記（精選2篇）
1. 通論讀書筆記 篇一
《通論》從消費和投資的決定去討論國民收入的決定、就業、價格、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探討了以下幾個主要的內容：第一，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前提;第二，薩伊定理和有效需求原理;第三，消費傾向與消費的決定;第四，資本邊際效率;第五，流動性偏好和貨幣數量(貨幣供給與貨幣政策);第六，工資與物價理論;第七，四個重要問題，如高鴻業老師所概述的“經濟周期、重商主義論以及對資本主義和傳統西方經濟學的總體評價”[1]。 關于古典經濟學就業理論的兩個假設：“1，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品。”[2]、“2，當就業數量為既定時，工資的效用等于該就業數量時的邊際負效用。”[3]凱恩斯肯定了第一個假設，但認為第二個假設推理出來的就業狀態與現實不符合，現實中存在著除了自愿失業和摩擦失業外的其他失業，即凱恩斯定義的“非自愿失業”，他認為“總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現行工資而工作，卻無工可做。”[4]這些人的失業就是“非自愿失業”。凱恩斯認為：第一，在工資品“價格上升而導致實際工資下降一般不會使得現行工資下的勞動供給量低于價格上升前的實際就業量”[5]，雖然生活費用略有上升，但是不會使得大量的人因此而拒絕工作，因此此時的失業是“非自愿”的;第二，古典學派的工資協議可以直接決定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的假定是錯誤的，“在既定的組織結構、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下，實際工資和產出數量(從而和就業量)是唯一相關的”[6]，而產出數量由投資和消費共同決定，那么實際工資不可能是由工人或者工會組織決定的。因此第二個假設是錯誤的，從而古典學派的勞動市場論中的供給曲線是錯誤的，最終的結果是充分就業的勞動市場均衡點是不存在的，社會中存在著非自愿失業。
凱恩斯認為作為整個古典理論基礎的薩伊定律是錯誤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并不總是相等的，由此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有效需求是指總需求函數和總供給函數相交時的需求值，只有這個時候的就業量才能持續存在，因此此時的就業量是均衡就業量，此時的就業量小于充分就業量。凱恩斯認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因此當就業從而收入增加時，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因此只有投資的增加能夠填補收入和該收入水平下的消費之間的空缺的時候，才能增加社會總需求、就業量和產出。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投資和消費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從而使得均衡就業量低于充分就業量。
有效需求由消費和投資組成，消費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組成，消費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消費邊際傾向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大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之一。凱恩斯建立了消費和國民收入之間存在一種正向關系的消費函數，并且根據人的基本心理規律認為邊際消費傾向是正的并且小于1，從而造成消費需求相對不足。這個基本心理規律是“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
只有投資的增加才有可能彌補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因此“除非消費傾向有所改變，就業量只能伴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而增加”[8]。凱恩斯認為影響消費傾向的主觀和客觀因素有很多，但“改變消費傾向的主觀和社會的動機一般來說比較遲緩，····，消費的改變主要取決于收入的多寡，而不取決于在既定收入下的消費傾向的改變”[9]。由此，可以確定有效需求的消費部分，確定消費函數和消費曲線。在此之外，凱恩斯發現了與邊際消費傾向相關的投資乘數原理，其表述為：如果邊際消費傾向為1-1/k，那么“當總投資增加時，收入的增加量會等于k乘以投資的增加量”[10]。這里的投資乘數區別于卡恩的就業乘數，即“投資品行業的初期就業量的增量與由此而導致的總就業量的增量之間的比例”[11]。但是，就業量的增加一般與投資量的增加是同時發生的。因為邊際消費傾向越高，投資乘數和就業乘數也就越高，那么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有利于增加投資和促進就業，凱恩斯因此提倡消費，減少儲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而反對古典學派的儲蓄傾向，認為儲蓄(節儉)對個人來說是一種美德，對國家來說卻是一種災難。乘數原理對于凱恩斯的理論結構來說意義重大，在“假定消費傾向都具有既定的數值時，···就業量的增減會是投資量的凈增減的函數。”[12]同時，也可以得出收入的增減與投資量的增減之間的關系。
投資作為有效需求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取決于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的大小，企業只有在資本邊際效率大于至少等于利息率的時候才會增加投資量。資本邊際效率也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大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之一。資本邊際效率是指“一種貼現率，而根據這種貼現率，在資本資產的壽命期間所提供的預期收益的現值等于該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13]。這種資本邊際效率是“由于其不確定性和處在未來的狀態而進行的貼現”[14]。現在的市場價格部分地影響資本邊際效率，而處于未來狀態的預期被凱恩斯成為“長期預期狀態”，預期收益取決于基于包括既存事實和信心狀態等所做出的判斷。隨著在任何一種資產上的投資的增加，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原因是“當該種資產的供給量增加時，預期收益會下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一般說來，該種資產的增加會使制造該種資產的設備受到壓力，從而，它的供給價格會得以提高”[15]。因此，投資需求曲線，即總投資量與相應的資本邊際效率之間的關系，向右下方傾斜。當資本邊際效率等于資本使用成本，即利息率，的時候，新投資不再增加，總投資量處在均衡;當兩者不相等時，新投資將繼續增加或者減少。投資數量與利息率成負相關關系。在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中，資本邊際效率受到預期的未來收益和購置投資資產的成本的影響，且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資本邊際效率遞減。
而對于利息率而言，馬歇爾等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是一個平衡的因素，其作用能夠使代表在各種不同利息率下存在的新投資量的對儲蓄的需求等于社會心理狀態所決定的不同利息率下的對儲蓄的供給”[16]。凱恩斯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由此他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第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流動性偏好。從貨幣的需求的角度看，馬歇爾認為，利息是儲蓄或者等待的報酬，而凱恩斯認為這是錯誤的，他說“利息率不可能是儲蓄的報酬或者被稱之為等待的報酬”[17]，因為，一個人可能以現款的形式儲蓄同樣的儲蓄量而得不到任何的報酬，儲蓄作為一種對未來長期消費流量的分配，平衡長期消費量本身具有效用，足以使得人們進行儲蓄，即使沒有利息的存在。凱恩斯認為利息率是犧牲流動性的報酬，而流動性是資產能夠直接購買產品和服務的便利，現實中包括著四種流動性偏好的動機：交易動機、業務的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各種動機在不同的情況下的強弱不同，而其中處于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的流動性偏好對利息的改變不大，除此之外的流動性偏好，即投機動機的流動性偏好使得某些人進行債券投資，而利息率就穩定在某種水平，處在該種水平時“某些人所愿意持有的現金正好等于可以被用來滿足投機的貨幣數量”[18]，也就是持有現金和買債券的貨幣數量剛好相等，此時假設貨幣數量一定，也就是說沒有新的貨幣供給。需求的貨幣數量與利息率反向變動。凱恩斯認為這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的：“隨著利息率的降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很可能會有更多貨幣數量被來自交易動機的流動性偏好所吸收。···其次，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利息率的每一次降低都會增加某些個人所愿持有的現金數量”[19]。其邏輯在于：利息率下降，投資量增加，就業和國民收入增加，從而工資增加，需要更多的交易性貨幣數量用于增加的消費和投資交易;利息率下降，由于部分具有投機動機的人對債券市場的看法異于其他人而愿意持有更多的現金，從而需要更多的貨幣數量。這樣我們得到了貨幣的需求曲線，依舊是向右下方傾斜。從貨幣的供給角度看，貨幣的供給數量取決于中央銀行的政策，被假定不受利息率的影響，這樣我們得到了一條垂直的供給曲線。聯合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我們可以得到均衡利息率。因此，均衡利息率受到了任何能夠影響貨幣流動性偏好的因素和貨幣供給(政府的貨幣政策)的影響。
在凱恩斯的投資需求模型中，投資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的大小決定，投資數量剛好使得資本邊際效率等于利息率。而在現實中，資本邊際效率有不可阻擋的向下的趨勢，利息率相反地有不可阻擋的向上的趨勢，因此，容易由造成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決定的投資量不足以彌補由于邊際消費傾向小于1且遞減而造成的就業量增加時的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也就是投資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資本邊際效率呈現遞減趨勢。因為隨著投資量的增加，會形成對資本品生產的壓力，資本品的現行供給價格會上升;而資本品增加，資本勞動比率降低，生產的資本效率降低，且生產的物品供給增加，導致未來的預期價格降低;隨著產出的增加，工資有上升的趨勢。加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和缺乏信心，對兩種類型的風險的估計和對未來貨幣購買力、利息率的預期等因素的影響，資本邊際效率遞減，造成投資的動力不足。而利息率由于資本和貨幣的性質而保持著較高利息率的慣性。因此，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決定的投資量無法彌補收入和該收入下消費之間的差額，無法保證經濟長期處在充分就業狀態下，從而產生周期性經濟蕭條和大規模失業。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無法通過市場主體的自主性經營而得以解決的，要解決這一問題，凱恩斯認為唯一的方法是國家采取宏觀的貨幣政策，增長中央銀行對經濟體系的貨幣供給，通過提高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從而降低這個社會的利息率，把利息率降低到資本邊際效率之下，從而擴大投資量，促使經濟走向充分就業。然而，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并非總能有效地達到顯著地增加投資，擴大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因為在以下情況下，貨幣數量的增加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群眾的流動性偏好的增加大于貨幣數量的增加，···如果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下降比利息率的減少更快，···如果消費傾向下降，···如果就業量增加，那么，價格將在一定程度內上升，···為了維持一定數值的利息率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必須增加。”[20]當貨幣政策無法起到合意效果的時候，財政政策可以發揮作用，提高資本邊際效率，從而發揮政府的作用。
關于工資理論，凱恩斯認為：勞動力市場均衡時的實際工資水平并沒有決定就業量，而是有效需求所決定的就業量決定著實際工資。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導致均衡工資水平高于就業量的負效用，從而存在非自愿就業。而從價格的角度分析，古典學派使用古典二分法分析價格的上漲和就業量、產出的關系，認為隨著價格的變化，貨幣工資緊隨著價格的變化幅度而變化，從而使得實際工資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這就是古典學派所說的嚴格的均衡狀態。“在該狀態后，嚴格的均衡條件要求工資、價格以及利潤與總產出做出同比例的增長，而包括產量和就業量在內的‘以實物衡量的’位置卻沒有任何改變”[21]。因此，貨幣數量的增加對產出和就業沒有影響。而凱恩斯則認為，這種結論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1)所有失業資源都是相同的，而且在進行生產時可以互相替代使用，同時又具有相同的效率;(2)只要存在著失業的進入邊際成本的生產要素，它們便不會要求增加現行的貨幣工資。在這個假設下，只要存在著任何失業現象，生產的規模收益和工資單位均保持不變。”[22]凱恩斯由此認為，只要經濟處于極度蕭條之中，以至于失業嚴重、設備機器閑置嚴重，增加貨幣數量對促進產出和充分就業是有利且，但是缺點是價格同貨幣數量同時增長，可能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而當上面兩個假設被放松以后，古典學派的貨幣數量論就不再是正確的了，在充分就業狀態以前，價格的上升是緩慢而輕微的，只有達到充分就業狀態的情況下，傳統的貨幣數量論才是正確的。因此，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用擔心貨幣供給增加會帶來快速的通貨膨脹。對于工資理論而言，凱恩斯反對庇古等人提出的降低的建議，庇古認為工會組織等力量使得社會中的工資高于均衡工資，使得失業的存在，將工資降低到均衡工資能夠使得就業處在充分就業水平上。凱恩斯認為，降低貨幣工資從而降低實際工資是行不通的，會遇到工人和工會的抵抗，而且降低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雖然能夠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資本邊際效率，增加廠商的產量和存貨，但是，基于收入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的購買力由此降低，在產品供給增加而購買力下降的情況下，價格降低，這樣實際工資就提高了，而且資本邊際效率又降低了，投資也將減少。而由上文所述凱恩斯關于古典學派的就業理論的前提的分析可知，在凱恩斯的勞動市場論中，由第一前提得出的勞動力的需求曲線與傳統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是一致的，而有第二前提的分歧得出的勞動供給曲線是不一樣的。凱恩斯認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就業量總是小于充分就業水平，而此時的工資高于充分就業時的工資。
凱恩斯對經濟周期的解釋認為，經濟的波動來源于經濟系統的幾個外在的沖擊通過影響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從而對就業和總產出產生影響，而使得經濟呈現繁榮、危機、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其中最主要影響的是資本邊際效率，因為消費傾向和利息率的改變較小，而資本邊際效率則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如前所述，資本邊際效率來源于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和現在的資本品的價格，而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即來自于個人的信心，又來自于市場對微小變動的集體反應。危機常常是來自于相對于利息率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引起的投資量的下降，投資量的下降又引起產出和就業的下降，最終影響居民收入和消費。在經濟繁榮的后期：“對資本品的將來收益的樂觀預期強大到足以不長資本品數量的日益充沛、它們的生產成本的上漲以及可能出現的利息率的上升。”[23]而接著，由于股市、債券、利息率等的突然變動使得人們對外來的過分樂觀的幻想突然破滅，資本邊際效率急劇下降，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恐懼使得流動性偏好急劇增長，利息率上升，這樣經濟就由繁榮期一下子進入了蕭條期了。而由于“第一，既定時代的經濟正常發展所決定的、耐久性資產的壽命;第二，多余的存貨的保管費”[24]，使得資本邊際效率甚至可能降低到負數，這樣即使貨幣供給大量增加使得利息率趨近于零，資本邊際效率也還是低于利息率，投資量就不可能增加。于是，蕭條期總要存在一段時間。凱恩斯認為，只有存貨被吸收過程完成，就業量和產出才有可能回升，而這個過程的長短主要取決于存貨的壽命期和人們的信心狀態，但是投資市場的心理狀態突然自己做出重大的扭轉幾乎不可能，因此凱恩斯得出他的結論：“安排現行的投資的責任決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25]。這就是凱恩斯積極的國家投資政策的理論邏輯。
凱恩斯認為重商主義中重視和促進國際貿易順差能夠促進就業和產出，凱恩斯認為貿易順差既可以擴大投資和消費，彌補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在國際范圍內充分提高資本邊際效率，通過投資和就業的乘數作用進一步促進就業和產出，而且可以通過獲得大量的國外的貨幣，增加國內的貨幣數量，從而降低利息和提高投資量，促進國內就業和產出。同時，凱恩斯也認識到單方面的順差無異于以鄰為壑，容易引起他國的報復，激發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 高鴻業老師對這個最后一章給出了他的終結：“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的評價大體上被區分為五個問題，即：收入的不公平、食利者階層的消亡、傳統西方經濟學的優劣、國際經濟交往以及《通論》在思想上的作用這五個問題”[26]。凱恩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的評價是這樣的：“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第二，它以無原則的和不公正的方式來對財富和收入加以分配”[27]。貧富差距造成的低消費傾向而引起的就業和產出不足，應該采用提高消費傾向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以促進投資的增長。食利者階層的消亡可能來源于資本稀缺性的消失，當社會的儲蓄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使得資本的數量繼續增長到不再稀缺的時候，食利者階層已經完成他們為社會發展提供稀缺性資本資源的任務而逐漸消失。而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缺陷正如剛開始所分析的那樣，是由于沒有注意到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充分就業狀態之非常態性，由此，古典學派的思想只適合于充分就業的這一極限收斂狀態。對于凱恩斯對自己的《通論》所做評價，此不為贅述。
《通論》的序里，凱恩斯寫著：“本書主要是為我的同行經濟學者而撰寫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28]。我就一個學著管理學的無知小子，能讀完一遍就算不錯了，對于本書的評述則略顯功底不足，況且，對于一本大師的巨著，要想深入地寫對本書的分析，估計也可寫出一本書來，非是一篇讀書筆記所能完成，淺談則更顯淺薄。
《通論》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帶來的就業不足和產出增長困難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卻無法自我調節，從而說明其政策建議：國家干預宏觀經濟。這在現在的經濟政策中是很普遍的，但在自由放任思想橫行一切的環境中，這種思想是一種偉大的突破，如很多人都評價的一樣，給資本主義世界指明了一條新生的道路，拯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通論》從宏觀經濟的視角對宏觀對象加以歸納和整合，使得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脫離了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價格分析范疇，從實際的政策效果來看，凱恩斯主義，使得資本主義經濟能以較快的速度從經濟大蕭條中擺脫出來，走向新的繁榮。凱恩斯把哲學、心理學等領域一起引進了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使得經濟學的論證角度更加接近現實情況。
但是，凱恩斯的《通論》也存在一些錯誤與不足。首先，《通論》缺乏微觀經濟學基礎，使得很多宏觀結論建立在不結實的理論基礎上，從而引發了很多人對凱恩斯主義的懷疑與抨擊。其次，《通論》所主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中央政府成為一個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之中，而中央政府的大規模支出受到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制約，而當過度赤字帶來的債務危機容易使得一個國家的投資依舊陷入困境之中。再次，凱恩斯所探討的某些方面存在著不足，比如需求和供給的均衡思想在凱恩斯的理論中依舊適用，但是他的供給和需求，特別是需求方面的臆測般的建設使得其理論爭論不休，而且只從需求方面解釋產出和就業等問題，忽略了供給在長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消費函數、流動性偏好、金融市場方面的分析等依舊有很大的缺陷，而不是完全符合基于個體基礎之上的加總原則;宏觀經濟政策，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等在開放與不開放經濟體、匯率是否自由變動等不同經濟體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其中的作用機制迥然而異，而凱恩斯由于各種方面的問題，分析并非詳細。最后，現在的經濟活動機制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當年凱恩斯所在時期的經濟狀態，因此，《通論》無法解釋當代的一些新出現的經濟問題。
2. 通論讀書筆記 篇二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馬歇爾的《經 濟學原理》是西方經濟學史上三部劃時代的著作。 《國富論》為古典經濟自由主 義奠定了基礎， 《經濟學原理》則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為經濟自由主義作了 總結，而《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作為凱恩斯主義的經典之作，標志著凱恩斯主 義這一獨立的理論體系的形成。 進入 20 世紀，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先后發生了多 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 1929-1933 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企業紛紛倒閉， 大批工人失業，購買力下降，市場供求力量失衡，這一嚴重的現實使得新、舊古 典經濟學理論陷入“經濟學危機”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由于力 。 圖挽救這次“經濟學危機”而被稱為對傳統經濟學的“革命”的。它的核心問題 是如何解決就業，以緩解市場供求力量失衡的問題。 本書共分 6 篇 24 章。第一篇引論中，批評了李嘉圖及其以后的資產階級經 濟學家如約翰、穆勒、馬歇爾、庇古等人的兩個“前提” ：一、工資等于勞動力 的邊際產物; 當就業量不變時， 二、 工資的效用正好等于該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 這僅適用于一種特例，而不能適用于普遍情況。進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則” ： 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相交時的數值，就業量就是這個交點值。第二篇中，他 則主要闡明了預期、所得、儲蓄、投資的定義，以及使用者成本等問題。第三篇 研究了消費者傾向，分析消費傾向的主客觀因素、邊際消費傾向與乘數的關系。 第四篇關于投資引誘，分析了資本邊際效率、長期預期狀態、偏好與利率、資本 性質以及利息與貨幣的特征。第五篇貨幣工資與物價，闡述了貨幣工資的改變、 就業函數與物價的問題。第六篇引用了幾篇短論，分析了商業循環，論述了重商 主義、禁止高利貸法、加印貨幣以及消費不足論。 最后是結束語， 《通論》所引起的社會哲學。而起中則是“有效需求理論” 是本書最核心精彩的部分，凱恩斯運用總量分析的方法，對總收入、總需求、總 供給、 投資、 消費、 就業水平、 物價水平等一系列總量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的同時， 獨辟蹊徑地創造了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定理， 精辟的分析出導致現實失業與蕭條的 原因，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 《通論》中我們比較認知的理論是它的有效需求理論，以及產出變動而非價
格的變動的調節作用。 有效需求原理認為， 在一個封閉的的有閑置資源的經濟中， 產出水平(即就業)取決于總的計劃支出，計劃支出包括兩個部分：居民的消費 支出(c)和廠商的投資支出(i)《通論》中沒有明確分析直接由政府支出刺激 。 的支出變動的結果或間接由稅收變動而帶來的支出變動的結果。因此， 《通論》 中有兩個部門(居民戶和廠商) ，計劃支出由下列方程給出： 收入(y)=產品價值=消費(c)+投資(i) 。 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就業量決定有效需求，也即消費，而就業量取決于消費 傾向和投資量。在假定社會的消費傾向為既定的情況下,則就業量的均衡水平決 定于當前的投資量。投資量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利率所確立的投資引誘。 凱恩斯極其強調資本市場的力量，這是他高于后世貨幣主義者之處。貨幣主 義者一廂情愿地認為， 只要通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來控制貨幣數量，就可以控 制利息率，從而促使經濟穩定發展。凱恩斯卻雄辯地指出，帶有投機需求的貨幣 是促使利息率劇烈波動的主要因素，投機需求主要是出于人們對未來的主觀預 測，這種預測的變化是不可能通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來抵消的。股票、債券等 資本市場在決定利息率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凱恩斯甚至早已預測 到， 未來央行可能不得不通過直接買入長期債券或者股票來調節利息率——這正 是今天美國、日本和歐洲發生的事情。 但是凱恩斯的觀點帶有很強的獨斷性，往往沒有過硬的實證支持，至少在他 的時代是如此。 開篇的那個強硬的論斷——工人與雇主爭議的工資是名義工資而 不是實際工資， 可以說是經濟學史上革命性的一頁，凱恩斯卻從來沒有給出令人 信服的論證。他提出這一點，純粹是一種天才的直覺和感悟，并非有統計資料或 清醒邏輯的支持。他在后面的章節提出，由于中介成本的存在，長期利息的最低 限度是 2-2.5%，這個說法也值得商榷(凱恩斯再次以“大概仿佛也許是”的方 式完成了論證) 。這些觀點對凱恩斯主義來說是基礎性的，但凱恩斯僅僅以頑強 的信心和天才的直覺來支持它們，所以說凱恩斯主義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經濟 學。 本書從倫理學、法律學與經濟學方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形勢的發展， 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出了論述。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指出了 政府調控的核心目標，既充分就業。因為只有充分就業才能保證有效需求，而有
效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 各國政府多數依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來進行各 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宏觀調控。 這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過程中的道德建設、法制建設和經濟理論研究，還是很有啟發的。具體說來， 至少有兩點： 第一，《通論》有力地證實：市場不是萬能的。由于市場中各個利益主體的 經濟行為不可能完全協調一致， 所以經濟蕭條 (乃至經濟危機) 和大量失業的 “市 場失靈”的現象會時常存在。因此，國家有必要使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將市場調 節與國家宏觀調空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 《通論》也說明了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該通 過何種途徑來消除這些“市場失靈”的現象。凱恩斯認為， “市場失靈”現象的 主要原因是投資不足， 而投資不足所引發的收入下降又導致了消費的萎縮。貨幣 政策的推行便是通過利息率的降低來刺激投資的增長，進而拉動消費的增長。當 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增長的力度不足以完全消除“失靈”現象時，國家就必須同時 使用財政政策的手段，把資金直接投資于“公共工程”等，以便擴大內需，從而 達到消除“失靈”現象的目的。 毫無疑問，凱恩斯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他敢于打破舊的思想的束縛，承 認有非自愿失業的存在， 首次提出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對整個宏觀經濟學的貢 獻是極大的。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除了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外，還存在著“非 自愿失業” ，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經常出現小于充分就業 狀態下的均衡。這樣，凱恩斯在背叛傳統經濟理論的同時，開創了總量分析的宏 觀經濟學。因此，在凱恩斯經濟理論中，金融理論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以上就是我對凱恩斯本人以及凱恩斯的著作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的感想。 雖然對該書中部分理論和表述不是十分理解，但通過閱讀該書使我從中獲益良 多。